【中国祭祖】读透庄子这三个经典故事,人生境界大不同

【中国祭祖】读透庄子这三个经典故事,人生境界大不同

人应当如何生活?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思考和争论的一个问题。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,思想家们都很踊跃地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,形成了有很大影响的四种类型。孔子认为,人应当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地生活;墨子认为,人应当“兼爱”、“节用”地生活;杨朱认为,人应当珍重自已、“不以物累形”地生活;老子、庄子则认为,人应当顺应自然、“与天地为一”地生活。

老子、庄子都是后人的尊称。在先秦古籍中,老子的真名是老聃,庄子的真名是庄周。老聃生活在春秋末期,做过周朝的“守藏室之史”,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,大学问家,所以孔子曾向他问礼、问道,算是孔子的老师辈人物。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,宋国蒙人,宁愿在当地做“漆园吏”,也拒绝楚威王的厚币礼聘;学问博大而宗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思想;今存《庄子》一书,其文汪洋恣肆,多采用寓言形式,表达老、庄思想。今天,我们就选取其中的三则寓言故事,感受一下老、庄关于生存理念、处世态度、处事方式的生活智慧。

“相忘于江湖”的生存理念

有一个寓言故事,在《庄子》一书中出现了两次。一处在《大宗师》篇;另一处在《天运》篇,详细记载了老聃讲这个寓言的前因后果。

在《庄子》一书中,记录了老聃与孔子之间交往的许多事迹,一般都是孔子问、老聃答。唯独有一次,“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”。在孔子想来,老聃虽然知识渊博,能给自己传道、讲礼,但是在“仁义”问题上,自己学有专长,可以与老聃讲一讲。不料,却遭到老聃的一番批评:就象播糠时糠屑眯目以致天地四方莫辨,蚊虫虰咬以致通宵难眠,仁义同样严重扰乱人心。紧接着,老聃给孔子讲了一个寓言故事:

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,不若相忘于江湖。

寓言中包含两种场景,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理念。前一场景是两条鱼在泉水干涸成为陆地的情况下,各自以口中的湿气和涎沫滋润对方,以延续对方的生命。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,将仅有的一线生机留给他人,人与人之间的“仁义”关怀到了极致。后一场景是两条鱼生活在江湖之中,从不会想到用自己口中的湿气和涎沫去滋润对方。当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里,不存在任何生存危机的状态下,人们就会忘掉相互之间的“仁义”关怀。

对这两种场景,两种生存理念作一比较,我们可以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如此的明显:前一场景是一种极端恶劣的生存状态,即便“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”,所能维持的生存质量必然很低,也很难长久地生存。后一场景是一种最适宜最自然的生存状态,每一个个体都保持着最理想的生存质量,个体之间毋须相互关怀。

在老聃看来,孔子自鸣得意的“仁义”思想,是建立在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生存理念;这种教化越盛行,说明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越恶劣。所以,老聃并不欣赏孔子“语仁义”,倡导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:人应该如同鱼儿在大江大湖里那样,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中;在那种环境下,很愜意地生活的人们,不需要相互之间的关怀救助,社会也毋须进行“仁义”教化。这种“相忘于江湖”的生存理念,才是人们应该持有的,并且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,积极主动地寻找、营造一个最适合人生存的社会环境。

老聃将“相濡以沫”的“仁义”教化,比喻为“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”:人已经逃走,才敲打着锣鼓去寻找,不亦晚乎?

听了老子关于“相忘于江湖”的生存理念,孔子惊羡得“口张而不能嗋”;回到住处,连续三天不说话。

若干年之后,老聃骑着青牛出函谷关(一曰散关)西去,应关吏尹喜所请,撰写了《道德经》一书。该书第八十章,将“相忘于江湖”的生存环境定性为“小国寡民”,其生存状态令人向往:“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居,乐其俗,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,不相往来。”为什么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必须是国家小、人民少?老聃所处的春秋末期,正是那些人口众多的“千乘之国”,不安于现状,时时都想发动侵略战争,侵吞他国土地财物。一旦国家小人口少,“虽有舟舆,无所乘之;虽有甲兵,无所陈之”,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也就打不起来了。吃得香甜,穿得美丽,住得安适,过得愜意,这就是人最适宜的生存环境。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闻,是对小国的描述。各个小国的人民都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,从未动过去帮助别国人民或寻求别国人民帮助的念想和行动。这正是老聃倡导的“相忘于江湖”的生存理念所衍化的理想蓝图。

然而,老聃的这一为普天下人谋幸福的生存智慧,并没有被当时热衷于争霸图强的大国诸侯们所接受。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完之后大鱼之间殊死相残的战争,愈演愈烈。战国末期,秦赵两国的“长平之战”,书写了中国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:战败的赵国四十万年轻将士,被秦国军队统统活埋致死。

在老子的智慧面前,读书的文人也患了消化不良症,曲解老子“绝仁弃义”的主张和“小国寡民”的理念。直至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,还将老子倡导“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居,乐其俗”的“小国寡民”生存理念,斥之为开历史倒车的“奴隶主阶级的最后悲鸣”。

“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处世态度

第二个故事,记载于《庄子》一书的《秋水》篇中:

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。庄子曰:“鯈鱼出游从容,是鱼乐也。”惠子曰: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庄子曰:“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”惠子曰:“我非子,固不知子矣。子固非鱼也,子之不知鱼之乐,全矣。”庄子曰:“请循其本。子曰,‘汝安知鱼乐’云者,既已知我知之,而问我。我知之濠上也。”

与庄子同游于濠梁之上的惠子,就是曾在魏国执政十二年的惠施,因为秦国间谍张仪的挑拨离间,刚刚走下政坛,与庄子交好,讨论学问。据《庄子》中的《天下》篇所言:“惠施多方,其书五车。”现代人往往用“学富五车”来形容一个人的学问大,其源盖自于惠施,可见其学问之广博。他曾将自己的十个命题,告示所有喜欢名辩的学者;“天下之辩者,相与乐之”,纷纷拿出自己的代表性辩题,“以此与惠施相应,终身无穷”,将激荡三百年的先秦名辩思潮推向顶巅状态。

但是,庄子与惠施的这一场“濠梁之辩”,在中国哲学史上,无疑是一次更经典、更精彩的论辩,二千多年来始终为学术界所津津乐道,经常有学者充当他们的评判人。

从逻辑角度考量,惠施的推论是合理的。这位学富五车、以譬喻著称的逻辑学家,遵奉的是“异类不比,说在量”(后期墨家语)的类比原则,不同的类,衡量标准不一样,不能作由此及彼的推论。鱼与人分属不同的类,两者之间不能进行由此及彼的推论,由游于濠梁之上的人的快乐心情,推论水中出游从容的鱼也是快乐的。在论辩过程中,惠施又从“我非子,固不知子矣”,推论“子固非鱼,子之不知鱼之乐”,也是合乎推理规则的。相反,庄子在论辩过程中,却犯了一个自语相违的逻辑错误:他的第一个反驳语“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”肯定了惠施不知道庄子知鱼之乐。第二个反驳语,却又肯定惠施知庄子知鱼之乐,从而对“安知鱼之乐”作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解释。

从哲学角度考量,庄子的“知鱼之乐”,是其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处世态度的必然结果。在庄子看来,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,都是道的具体而微,所谓“以道观之,物无贵贱”。因此,人与鱼儿之间是相通的,并没有截然分割的区别。人能感知鱼,鱼也能感知人。鱼是否快乐,人当然能感知。

为了证明人类与万物之间的相通性,《庄子》的《齐物论》篇中还记载了一个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。究竟庄周梦为蝴蝶,还是蝴蝶梦为庄周?虽然两者可以相通而能互化,但是庄周与蝴蝶,毕竟有所区别。这种既看到人与万物之间的相通性,又看到人与万物之间存在差异性的哲学思维,使得庄子的处世态度,能够顺应自然而又超然物外;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同时,又不敖倪万物。

有了“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处世态度,就能从道的层面看世界,将物无贵贱的理念自觉地转化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去,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,都成为可能。平等,从道的层面获得了保证;不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为易事,人与物之间的沟通也有了基础。生活,变得那么轻松、舒畅;随心所欲而不逾矩,不再是难以攀登的高度。

就象庄子能感知鱼儿的快乐与否,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处世态度,必然能增强我们深度感知世界的能力,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。

“游刃有余”的处事方式

第三个故事,记载于《庄子》的《养生主》篇中:

有一位姓丁的厨师替文惠君宰牛,宰牛时的手、肩、足、膝呈现的姿势,优美如古代的舞姿;进刀分解牛体发出的声响,美妙如古乐的韻律。文惠君禁不住喝彩:“好极了,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境地!”

丁厨师放下屠刀回答说:“我爱好的是道,已经超越了技术。我刚开始宰牛时,所见无非是一只牛;三年之后,就不是见到整只牛了。如今,我只需心领神会而不用眼睛观看,停止了感官的作用而听从于心神的引导;按牛体的自然结构,批开筋肉的间隙,进入骨节之间,顺着固有的路线进刀,经络盘结之处畅行无阻,更不要说大骨之间了。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,他们是用刀去切割筋肉。家里的普通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,他们是用刀去砍骨肉。我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,分解的牛有数千头,而刀刃之锋利,仍如同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样。因为牛的骨节之间是有间隙的,而刀刃之薄已到了几乎没有厚度的状态,以没有厚度的刀刃进入有间隙的骨节,当然是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了。所以,这把刀用了十九年,仍象新磨的一样锋利。虽然如此,每当遇到筋骨盘结之处,我知道不容易行刀,便小心翼翼,眼神专注,手脚缓慢,动刀甚微,便骨肉相离,如泥一般溃散于地。我提刀四顾,踌躇满志,然后把刀子擦净收藏起来。”

文惠君道:“善哉!听丁厨师之言,得养生之道了。”

庄子在这个故事之前,还写了这样一段话:顺应自然规律,“可以保身,可以全生,可以养亲,可以尽年”。接着讲“庖丁解牛”故事,阐述养生之道的最高境界:顺应自然。这个寓言讲述的不是顺应自然的理念,而是顺应自然的一种具体方法:以无厚入有间,恢恢然游刃有余。

游刃有余的最大功用,就是刀刃与牛骨不发生磨擦。涉及养生,是在日常生活中,尽量避免人与自然界、人与人之间的各种“磨擦”。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“最是个多心的人”,既抱怨自然界中的风霜雨雪对自己身体的摧残,又抱怨外婆家长辈们的不照应,与宝玉、宝钗等兄弟姐妹之间也磨擦不断,以致本来就娇弱的身体,愈发衰弱,年仅十几岁就终结生命。想必曹雪芹是赞成庄子的“游刃有余”处事方式,才将林黛玉作反面的教材,告诫世人凡事都要从“游刃有余”上下功夫,方能保身全性,养亲尽年。

“游刃有余”的养生方式,后来沿用到了对世事的处理,成为一种体现能力的最佳处事方式。

在儒家文化中,有一种区别于庄子“游刃有余”的处事方式,一度成为世人追慕的典范。这种处事方式,名为“鞠躬尽瘁”,源自诸葛亮的《后出师表》:“臣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,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”这是一种不辞劳苦、贡献一切的处事方式。诸葛亮受先帝刘备的知遇之恩,竭力辅助刘禅实现北伐曹魏、恢复汉室之梦。他也知道曹魏之强大,灭魏复汉成少败多,因而又作“死而后已”的表白。并且明确表示,成败胜负,不是自己所能预料。由此看来,“鞠躬尽瘁”这种处事方式,就工作态度而言,值得肯定;就办事效果而言,难免怀疑。“死而后已”,勇气可嘉,却有不负责任之嫌。后一句话,更表现出“鞠躬尽瘁”原来是一种缺乏信心的处事方式。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:鞠躬尽瘁成为诸葛亮屡败屡战的充分理由,以致拥有“天府之国”自然资源的蜀国,在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中,第一个被淘汰出局。

与“鞠躬尽瘁”相比较,“游刃有余”的优点显而易见:这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、注重工作效率的处事方式,因而对其结果充满信心。在今天的社会里,“鞠躬尽瘁”的处事态度应当赞赏,“游刃有余”的处事方式更应提倡。

从“相忘于江湖”的生存理念,“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处世态度,一直到“游刃有余”的处事方式,有一条主线一以贯之,这条主线就是“顺应自然”,即遵循自然法则。老子说: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自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法则。与之相比较,儒家“相濡以沫”的生存理念,“三纲五常”的处世态度,“鞠躬尽瘁”的处事方式,脱离了自然法则,具有“伪”即人为的特点。这正是我们重新瞩目老庄智慧,认真思考应该如何生活的重要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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